韩国影视剧在全世界叫好，全靠敢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ID：ifengopinion），作者：徐图之（韩国史学者），题图来自：《寄生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之）

|《寄生虫》剧照

凤凰网原创 摆脱了枷锁之后的韩国电影，根本不存在敢不敢拍的问题，重点是如何拍好。

作者｜徐图之

韩国史学者

刚过去的5月，对韩国电影来说，是个悲喜交加的时节：5月7日，演员姜受延病逝，年仅55岁；5月18日，电影《犯罪都市2》上映；5月29日，电影《掮客》及《分手的决心》分别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及最佳导演奖。5月30日，CJ集团宣布，今后5年将投资12万亿韩元（约670亿元人民币）到影视行业。

这四件事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

姜受延在1987年以《借-种》成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是韩国电影史上第一人，从此韩国电影为世界所瞩目，她此后还担任釜山国际电影节执委会主席，对韩国电影界贡献良多，因此林权泽、李沧东、宋康昊等著名导演、演员纷纷在葬礼上为她送行；《犯罪都市2》则是新冠疫情发生两年半以来最卖座的韩国电影，上映两周观众突破七百万人次，接下来很可能冲上千万人次大关；今年两部戛纳获奖影片则是《寄生虫》
夺得2019 戛纳金棕榈奖（最佳影片）及2020年在美国奥斯卡四项大奖两项提名之后，韩国电影再一次扬威国际；CJ集团，则是这三部获奖电影的投资及发行商，此次投资计划预计为韩国影视界新增15000多人的工作岗位。

此外，在世界各地影院因疫情而纷纷关门之际，韩剧《鱿鱼游戏》在线上播放平台Netflix点击量称冠，也最大限度地将韩国影视推广到全球近两百个国家及地区。

当然，影视剧并非韩国内容产业的全部；韩国还有风靡全球的BTS音乐、《单身即地狱》等综艺节目、正在发力的漫画、小说等作品。

谎言年代：投资人不关心韩国电影

这一切的发生，并非是伴随着韩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1960年代末-1990年代中期，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经济起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其中只有香港电影在世界上特别是亚洲有巨大影响力。而韩国在1972年进入朴正熙一人独大的“维新”体制后，则是政治气氛最压抑的时代；《电影法》修订后，全国只剩下14家电影公司。

| 《借-种》剧照

姜受延主演的《借种》，导演是林权泽，拍过逾百部片子的他作为元老，经历了韩国电影由衰转盛的全过程：1961年入行，“光是在六十年代就拍摄了五十多部作品，都是些用谎言制作的电影”，他指的是根据流行的大众小说改编、单纯以票房为目的的片子，当时不像现在靠投资人的钱而是拿地方发行人的钱拍，在地方总没有亏本；后来拍《族谱》、《歪鼻子》等严肃电影，却票房惨淡。

这跟那个只有14家制片商的时代环境有关：由于竞争者少，所以不管引进什么外国片都会赚钱，但当时韩国政府严格管制美元等外汇流动，要先拍摄一些“国策电影”配合政府宣传、符合《电影法》规定的义务才能拿到配额，而且获得大钟奖等官方奖项还可以多拿一张配额，所以制片人均为配额而拼命，无暇关心韩国电影。

到了1980年代，全斗焕掌权推行奶-头乐“3S政策”（Sex、Screen、Sports），电影又成为消磨国民特别是年轻人斗志的工具，因为电影院播的大部分都是刺激官能的情色片。在靠谎言混日子的年代，林权泽一度苦恼得想死：“很希望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提升我电影的水平，但那并不是仅凭我自己就能做到的事情，而是需要有资本、人力、基础设施等样样具备才行，所以我很快就意识到，那是可笑的想法”。

然后，他觉悟到：“应该制作只有韩国人才可以制作的电影。”

于是，便有了以《曼陀罗》为转型标志的“林权泽式电影”，包括《借种》、《揭谛揭谛婆罗揭谛》、《西便制》等。其中，电影《太白山脉》最能代表时代氛围的转变：该片根据作家赵廷来同名小说改编，讲述朝鲜战争中受朝鲜指使的南朝鲜劳动党游击队在韩国的经历，在当时是一大禁忌。林权泽回忆称，在卢泰愚总统执政最后一年（1993年2月24日离任），政府看了剧本后派人打电话来说：“如果您现在要开拍，我们哪怕动员公权力也要阻止。一年之后，政权更迭之后再拍吧。”

| 《太白山脉》剧照

结果，《太白山脉》在1994年金泳三文民政府任内公映，仅在首尔就有逾百万人观看。当年，韩国电影在各地由部分电影院独家发行，首尔其他影院还不能上映该片。

开放时代：与资本合作没什么好怕的

从1987年开始，韩国开启了民主化，以《借种》威尼斯获奖为契机，“只有韩国人才可以制作的电影”，也逐步走向了世界。到了1998年金大中政府上台，不仅向韩国人开放了封杀几十年的日本文化，进口美国电影配额问题也在电影界集体削发抗议后协商达成一致，原来对电影的种种限制也在修改法律后被解除；不过，《国家保安法》仍限制以拍片等形式明目张胆赞扬朝鲜政府体制及其领导人。其实这种电影在韩国拍了也没观众。此外，电影分级制，也建立起来。

金大中给由国家安全企划部更名的国家情报院题辞“情报即国力”，韩文中“情报”一词的范畴比中文广泛，不仅指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也包含日常的文化生活资讯信息等内容。韩国的计算机互联网网络，也从那时走在了世界前列。文化立国的方向，大抵成为朝野共识。

更重要的是，以前对韩国电影毫不关心的民间资本进入这一行业。

1999年上映的大片《生死谍战》，就是三星投资拍摄的倒数第二部电影。亚洲金融危机令这些韩国财阀收缩战线，非主要业务如电影产业则由诸如CJ集团接手，该公司是本名为“第一制糖”的食品企业，从三星独立出来后以影视制作发行为主业。

| 《生死谍战》剧照

CJ副总裁李美敬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东亚研究硕士，据称在留学期间对好莱坞的运作颇有了解。由这类专业人士投资发行电影，避免了指手划脚瞎指挥、干涉电影具体拍摄，保障了韩国电影人的独立创作。于是，“刺杀总统、羞辱财阀、攻击黑道”这些以往想都不敢想的场面，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在韩国影视剧中纷至沓来，也没有被投资人骂“吃饭砸锅”之类的话。

其实，即使像李沧东那样比较独立的韩国导演，在1980年代曾以写小说为主业，只是那类抵抗小说在1990年代已没有多少读者。转行拍电影的他，在出道十多年后，还曾为财阀锦湖集团创始人写过一本传记小说；拿了资本家的钱，也并不影响他拍独立电影。

从那时起，中国观众对韩国“好敢拍”的刻板印象似乎流传得越来越广，好像韩国电影好看只是因为它敢拍。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在国际影展得奖就能确保国内票房？

摆脱了枷锁之后的韩国电影，根本不存在敢不敢拍的问题，重点是如何拍好。在硬件、软件俱备后，韩国电影人并没有躺在对好莱坞大片的限额保护机制下睡大觉，他们既不排斥让外国电影进来，也没有固步自封只耕耘自家的一亩三分田，最后拿出的成绩单足以自豪：在韩国电影史上票房前十位的观众过千万人次的大片中，韩国国产片占七部，美国片仅三部；在每年的发行数据上，韩国片也基本上胜美国片一筹。

这并非是原来不喜欢国产片的韩国观众突然变得爱国，而是他们在观赏世界各国电影之后发现，新世纪的韩国电影品质并不差。而且，对韩国国产片的评价也并不放低标准，以国民演员宋康昊主演的大片《麻药王》为例，观众只有186万人次，门户网站naver平均评分只有7分多。糟糕的剧本加上贩毒组织头目这一大角色，并不适合演惯了小人物的宋康昊，观众自然就不买账了。

| 《麻药王》剧照

宋康昊此次在戛纳电影节“称帝”后，谦虚地发表他出道31年的获奖感言说，“没有演员是为了拿奖才演戏的，因为不断挑战许多好作品，受邀参加最棒的影展累积经验而获奖的过程非常有价值，令人感到既幸福又荣幸”。但有人未必这么想，有不少电影人特别是导演，可能拍片就是冲着要在国际电影节得奖去的。比如韩国已故导演金基德，生前拍的电影曾在柏林、戛纳、威尼斯这三大电影节获奖，但在韩国国内属于非主流作品，票房成绩一般，评价也较差。他的电影或许能满足欧美评委的猎奇心理，但对韩国一般人来说往往不能接受。

对此，韩国电影界是很清醒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国内市场，国内市场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丢了国内市场的主导地位，即使在国际影展获奖，也只是一场虚火；电影缺乏国内观众消费的话，投资资本也会跑路。

电影即使在国外被抵制，只要国内基本盘稳固，问题也不大。此次在戛纳获奖的两部电影，将分别于6月初及月底在韩国公映，能否像《寄生虫》那样俘获千万观众的心，还需要观察。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韩国电影扬威国际，更多的不是靠电影节有限的几场点映，而是向各国/地区卖版权之后赢得的口碑。

韩国电影的缺点与隐忧

韩国电影，并非没有缺点。韩国式的好莱坞电影工业模式确立之后，作品有逐渐模式化之势。电影《釜山行》之后，“僵尸”似乎成为不少韩国流行大片的标配，甚至蔓延到古装韩剧《王国》系列，网飞的类似作品也令观众出现疲倦感。

另外，电影发行似乎越来越两极分化。观察最近票房前十位的电影，第一名是第二、三名日均票房的十倍以上，而后面电影则每天只有几百至数千人观看。

而且，韩国纪录片的偏颇与阴谋论营销也令人不安。以目前票房排名第三的《我是曹国》一片为例，该片聚焦被文在寅任命为法务部长官的曹国引发进步和保守派各自集会的争议，虽然曹国因家人被大法院终审裁定有罪而辞职，但该片显然是为他鸣不平，认为他被以时任检察总长尹锡悦为首的检方针对性调查。在公映前，该片在网上发起众筹，声称由于尹锡悦已当选为总统，三大电影发行商旗下院线迫于压力都不敢播放该片，结果这种哀兵卖惨的话术竟然奏效了：5万多人响应，最后募得26亿韩元资金，是原计划的50倍。

其实，要在韩国院线上片，最主要的是要有钱给发行商。否则，在疫情尚未消失的情况下，很难保证上座率，何况纪录片的票房一向不如故事片。但在韩国粉丝政治大环境下，仍然有曹国的铁粉为之买单。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